中国最孤独家庭:单亲父亲带孤独症三胞胎挣扎求生-澳客网官网

　　四

　　和很多孤独症患者的父母一样，刘洪起一直在追赶时间。他已经追了14年，还是不能停下。

　　一群拥有相似经历的父母，时常会讨论大龄孤独症患者的命运。最新的一个故事是，一个15岁的天津孤独症孩子失踪了整整两周，最后在北京顺义被找到。没人清楚他如何跨越了100多公里，这个孩子每天去快餐店捡剩下的食物，被人发现时，他又瘦又脏，看见警察扭头就跑。

　　离家出走的原因，是因为孩子反感母亲对他的管理方式——这个要上班的单亲妈妈选择把孩子关在家里。

　　“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孤独症患者的需求会变多，想法也会变得丰富，但社会和父母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。”黄冬莹说，很多父母选择简单粗暴地和孤独症患者相处，久而久之，那些患病的孩子情绪无法抒发，有人砸东西，有人逃跑，有人打家长，也有人自残。

　　类似的故事在这个充斥着眼泪的圈子里一点儿也不罕见。 一个成年的孤独症患者，因为情绪激动经常伤人，家人无奈用铁栏杆锁住房间。家人在房间里只放了一张床垫，铁门里开了一个窟窿，每日定时送饭。一到夜里，孩子精神控制不住了，就开始捶墙捶门。

　　黄冬莹说，媒体报道了这家人好几次，依旧没有解决的办法。这家人很穷，精神病院送不起，只能一天天这样拖着。

　　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都会让刘洪起叹气，可他能做的实在不多了，为了追赶孩子成长的时间，这个父亲终于也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。

　　这个曾经讲究公事公办的人，为了多留孩子的课桌一年，他跑去特殊教育的学校求老师和领导，甚至像膏药一样紧紧贴在领导后面。

　　这已经是三胞胎第二次延期毕业了。支撑他一次又一次往返学校的理由，是他眼里那些笨拙的成长——三胞胎的亲姐姐带着公婆来家拜访，提了几串香蕉。落座后，老二到桌子前，掰开香蕉，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自己饿了想吃东西，可他把掰下来的香蕉递给了两位老人。

　　刘洪起发现，自己说了几千遍的尊老爱幼，也许这个孩子真的听进去了。老师告诉这个父亲，学校里，老二也“很有服务意识”，课间会带着所有比自己个头矮的孩子去厕所，一个接一个地排队。

　　一家人吃饭，个头最壮实的老二会主动给哥哥和弟弟夹菜，老大被陌生人叫到名字也有了反应，有时，他会笑，还会扑进爸爸的怀里。

　　于有芝带孩子买冰淇淋，他递给老二一根，对方不接，给两根，还是不接。她突然明白了，抽出三根，老二收下了冰棍，一溜儿就跑没影了。

　　在黄冬莹看来，想要解决刘洪起一家乃至大龄孤独症患者安置的问题，靠公益组织和个人并不现实，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”。

　　她曾和一批“同类人”共建了一个“大龄中心”，专门托养这群大龄孤独症患者。因为缺少足够数量的专业老师引导，大龄孤独症患者情绪无法抒发，有人砸玻璃，有人打架，有人胳膊被划破，也有人去了第一天鼻梁就被撞破了。

　　“大龄中心”最终草草收场，她把孩子领回了家，让儿子天天练字打发时间。没过几天，这家“大龄中心”竟然又“活”过来了，还是那批父母办的。她问对方，为啥啊。

　　“没办法啊。能搁家里吗？”一个家长说。

　　帮助了数千名孤独症儿童接受康复训练的她，在给儿子寻找出路这件事上和刘洪起没有太大分别。在国外普遍适用的庇护性就业、支持性就业和支撑安置三条出路，在国内还不多见。

　　从事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16年的黄冬莹坦承，国家近年来对低龄孤独症患者康复训练的重视程度已经大大增加，但对变大变老的孤独症患者的去向，依旧缺乏关注。

　　黄冬莹还是想问： “那些大龄孤独症患者消失了么？”

　　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天津北闸口镇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。对方表示，目前镇政府对刘洪起一家在房屋、最低生活保障、心灵帮扶等方面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帮助，他们也正试图为这家人提供更多物质上的援助。

　　刘洪起说，不管怎样，现在都还远远没到放弃的时刻。就在前些日子，刘洪起打开大门，准备把住在隔壁的残疾老人接上，一起下楼转转。他朝里屋喊着，让儿子快一点出门。一扭头，他傻眼了——老二，那个“咿呀哇呀”不停、脾气最大最容易发火的少年，正搀扶着老人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缓慢地下行。

　　儿子和老人都扭过头看他，两个人笑着，他哭了。